续命曹路

尿毒症患者赵勇在等待血透。他倚坐在轮椅上，垂着头，闭着眼，一动不动，乌黑的脸上已看不见血色。4月1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临时血透中心门前的马路边，直到被人叫醒，他才抬起头，满脸虚弱，一说话就喘粗气。

“在家里四天了。”赵勇说，“正常两天。”他感觉到自己的两条腿绵软无力，呼吸困难，“心脏也不行了”。确诊尿毒症6年来，他每周二、四、六到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血透，这一次因为疫情，已逾期两天未透。

对于血透病人而言，封控意味着无法前往医院进行透析。“你不做就等于等死啊！”一位血透病人说。

3月20日，浦东医院收到通知，开始接收封控区的病人。浦东医院肾内科血透室护士长赖碧红起初有些懵，她们血透室将面对的是来自全区封控区的700多名透析病人，这是往日里她们要面对的病人数量的两倍。

“医护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我们金主任60岁都要退休了，下半夜她都要顶着上”。赖碧红告诉记者，那天恰巧是她的生日，儿子打来电话提醒，她却在电话这头说“妈妈今天很忙，你不要给我打电话”。那天，她只在晚上简单吃了一顿饭，夜里通宵没睡。

由于只接受封控区的血透病人，原本在浦东医院进行血透的300余位病人需要被分流至其他医院，病人的对接任务巨大而繁琐。赖碧红和护士每天需要与各个居委会对接病人信息，再与病人确定透析时间。“我每天接打三四百个电话。”

他们不断地接到封控区居委会上报的新病人名单，也不断接到病人的电话，病人不断地询问透析是否有位置，赖碧红听得出来，他们焦急万分，“长时间不透析就面临着生命危险。”

疫情的持续扩散，使得浦东新区封控区的数量仍在增长，透析资源从未变得如此紧张。从3月20日至4月4日，浦东医院进行了2702人次的血液透析，但这仍然不够。即便是血透室24小时4班满负荷运转，75台血透机不留一台空闲，仍然有不少的血透患者无法得到及时的透析。

在网络上，来自血透病人的求助越来越多，有的病人已经出现血压上升、双腿浮肿、气喘心衰等症状，有的距离上一次透析已经过去8天，还有因交通问题无法前往医院、原透析医院有医护确诊而关闭无处血透的。

最危险的一次，赵勇熬了5天，他身体里的积水越来越多，心肺负担越来越大，到第六天他已经说不上话，呼吸困难，身体无法躺平，出现心衰。最终，他是被救护车拉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急诊才抢救回来。

“一般5天要做两次血透，5天不做是受不了的。”赵勇告诉记者，由于所在的小区成为封控区，他需要前往浦东医院透析，但在那5天里，他在煎熬中从早等到晚，“每天都在等给排上(透析名额)。”

而在浦东医院，为了让更多血透病人及时透析，医院紧急采购了一批血液透析机，又紧急召回院内具备血透资质的医护全部返回血透室。即便如此，人手仍然吃紧。3月31日，外院5名护士紧急支援，4月3日，来自浙江省医疗队的28名医护人员进驻浦东医院血透室。

其间，浦东与浦西相继进入封闭管理模式，上海新冠肺炎本土新增病例持续走高，到4月5日，上海新增26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3086例无症状感染者。

浦东医院4月6日零时起临时转型为新冠救治定点医院，医院门诊、急诊、发热门诊、住院、核酸检测等医疗服务暂停。

赖碧红回忆，大概在4月5日12点，她接到院长的通知，“要在24小时之内紧急筹备一个临时的血液透析中心”，目的是解决浦东新区没有透析位置的病人的透析问题，以及方舱医院的血透病人的分流问题。

这个临时血透中心的位置选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距离浦东医院30余公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诊尚不足半年。

“就是个空壳子。”赖碧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医院必须在24小时内配置起救治一个病人所需的一切东西，除了透析设备外，急救所需的设备也被考虑在内。这些都需要从浦东医院本部送来，“我们当天晚上一直搞到深夜，把物资、人员列了清单。”

设备送来后发现，“墙吸氧气表头跟我们的不配对，”赖碧红说，“只好申请使用氧气钢瓶。”氧气钢瓶拉来后，没有手推车，“我们就用手去拽，扛，甚至抱在身上。”由于人力有限，医护既是清洁工，又是搬运工、司机。

院感“三区两通道”的设置、150台透析机的安置、信息化诊疗的建立等都在24小时之内完成。4月7日下午1点钟，浦东医院曹路临时血透中心迎来了第一批病人。

当天，血透中心接收了50余位病人，第二天数量翻了一倍，后来又增加到200多名病人。“已经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病人透析难的问题。”曹路临时血透中心执行主任潘阳彬告诉记者，“以前他们找不到透析的地方，现在通过各种途径就找到这里来了。”原本由浦东医院分流出去的300多名病人也陆续被医生们找回。

在曹路临时血透中心，医生们要面对数倍于病床数量的血透病人。

血透中心刚刚开诊那几日，上海气温升高，由于空调无法使用，穿着防护服在血透室工作的护士出现过几次晕倒的情况，更多的时候，他们从血透室出来，衣服已经湿透，能拧出水。

“我们有些透析机，因为温度太高一直在报警，‘温度过高，温度过高’。”赖碧红说，护士们就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设法给机器降温，让它们正常运转。后来，医院临时调来一些风扇，给血透室降温。

“任何困难都得克服。”被临时抽调来组建临时血透中心的医务部副主任李明哲告诉记者，血透中心运营初期，他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为了不让一台透析机空闲，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打电话。他承担起临时血透中心与285个居委会的对接任务。这是一个非常繁琐，费时费力的过程。很多时候，血透患者的信息报给他时已是凌晨，“我就不可能再睡觉。”

李明哲几乎时刻盯着手机，“盯着哪些人来，哪些人不来，不来了我赶快把后面的人插上来，不要让那台机器空在那里。”他说，“有些人好几天没透了，会有生命危险”。那些同时患有传染病的病人，也要被考虑在内，“机器是有限的，做了传染病(病人)的机器就不能做正常人的血透了。”

即便如此，透析床位仍是一种稀缺资源。“每次来就像中了彩票一样。”赵勇说，自上次4月8日在仁济医院经历过抢救后的4天里，他每天都在等透析名额。

由于不确定何时能够接到居委会的通知前去透析，而入院透析需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他不得不每天都要去做核酸。他年过七旬的母亲每天用轮椅推着44岁的他走四五公里的路去做核酸，再走四五公里的路回家。原本透析规律时，“走个一两百米没问题，现在十米都走不了”。

在未透析的第三天，赵勇排到了4月12日前往浦东医院透析的名额，但由于无法解决通行的问题，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次透析的机会。

“有车了没有名额，有名额了没有车。”赵勇的母亲说，她家是低保户，没车。由于小区出租车车队出现阳性病例，其他司机也因此被隔离。“我本来想，如果近一点，我推着他过来，但十几里路，推不动。”

4月13日，已经是赵勇未透析的第四天。居委会通知他，早上6点有车。他和母亲5点就起床，下楼等着，“怕他(司机)跑了”。“等到6点半，给我来个电话说车没有了。”赵勇的母亲说，他们没吃早饭，实际上没时间做，更没心思吃。后来，等到9点钟，才有车来将他们送往曹路临时血透中心。

赵勇已经不怎么敢吃饭，多天未透析，肚子里的积水已经让他吃不消。“一天一顿，控制着吃。”赵勇说。尿毒症患者由于肾功能丧失，体内代谢物与水分无法及时排出。上一次五天没透析时，医生从他肚子里抽出来4000多毫升积水。

这天，他们比下午入院透析时间早到了4个小时。“你要运气很好很好才能过来做。”赵勇说，“我们这天就是幸运的啊。”他一直坐在轮椅上，在血透中心门前等着。

等到下午一点钟，曹路临时血透中心门前已经排起透析长队，天开始下雨。前来透析的多是老年人，坐着轮椅，拄着拐杖，撑着雨伞，披着雨衣。赵勇在母亲的陪同下，也挤进队伍，也有老人独自前来。有人是被镇子统一安排接送血透病人的车送来的，有人从60公里外的村子花费400元雇人接送，有人是开着私家车送80多岁的老母亲前来。

雨渐渐大起来的时候，这支队伍已很难保持安全的防疫距离，人们在门口挨肩擦背，仿佛生怕挤不进去。

“现在患者挺着急的。”潘阳彬说，“一个是核酸检测的问题，一个是运送的问题，导致有部分患者就诊困难。”入院血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有效期是24小时内，但在曹路血透中心门前，一位血透病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核酸检测报告还有两个小时即将过期，但结果仍然未出，等到下午两点，若还没出，他们只好回家。

对于核酸报告结果一直未出的血透病人，血透中心的医生也有顾忌，但有时他们也会视情况先为病人进行血液透析。

4月11日，血透中心来了一对老夫妻。“夫妻俩都是智力障碍，拿的手机是老人机，核酸报告看不到。”赖碧红记得，一位护士注意到血透病人有重度心衰症状，已不能躺平，“坐在那里靠在她老公身上，喘得很厉害”。

“报告没出来，我们高度怀疑她是阳性，可能是在复核。”潘阳彬说，“但是当时作为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如果不透，今天晚上有可能就会过不去。”赖碧红与潘阳彬在评估过风险后决定，给她开独立的房间，“既不让她传染我们的医护，也不让她传染我们的病人。”后来，在救治过程中，病人的核酸报告结果出来了，“阴性”。病人生命体征也在上机透析之后慢慢平稳。

“心里一块石头落下。”李明哲说，“这点良心还是有的。有时候我们违反了这条规定，我们还是会这样去做。”

在曹路临时血透中心，赵勇经历了近4个小时的血液透析，身体有所好转。那天傍晚，送他前来透析的车子没能来接他回家，是一同前来透析的病友家属载他和母亲回去的。

回到家后，他们依旧每天坐着轮椅去搭乘地铁6号线，前往医院做核酸，等待不知何时可以排到的血透名额和送他去医院的车。

在4月15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推诿拒绝、延误治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志强 李强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房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