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聊天室影像买卖：危险来自身边

一些女性私密影像、照片被身边人或直接或PS后，恶意发布至境外聊天软件上售卖；取证难让受害者维权难度大，她们自发“卧底”聊天室取证

一聊天室管理员向记者展示收款码，称支付后方可入群。聊天室截图

梁飞的报警回执登记表。受访者供图

1月6日，群成员们将女性裸照、生活照等不雅影像公开发布。聊天室截图

多名受害者称在照片泄露后发现自己的照片还出现在了多个国内网站的论坛中。论坛截图

当女孩们决定站出来时才发现：原来身边有那么多的受害者。

2020年11月至2021年8月间，成都一所高校的在校生王曦注意到，自己的裸照被前男友多次发布到一款境外加密聊天软件上，并最终出现在色情聊天室里，还配上带有性暗示的文字，任人观看和点评。

从那时起，曾经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女生，如今少言寡语，甚至需要接受心理辅导。在王曦看来，“裸照泄露风波”改变了一切。

正在经历这种遭遇的，远不止王曦一人。多名女性受害者发现，自己的私密影像被肆意传播。而发布者有身边的熟人、朋友，也有以“网恋”为名软磨硬泡获得影像的网友。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对年轻女性进行“围猎”，已经成为一条产业链。在一些色情聊天室中，每天发布的淫秽内容有两万多条。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员还可以再次创建单独的房间，部分需要付费后才能获得邀请进入。

在聊天室内，还存在着“职业发布者”群体。以偷拍所得的所谓“打包资源”，以低价流通后，再通过聊天室寻找买家，打包出售。拍摄场景从商场试衣间到街拍，甚至是地铁和酒店。

聊天室被曝光后，女孩们决定站出来。她们组成志愿者队伍，在聊天室内“卧底”，收集群成员发布的淫秽影像和消息，再向警方报案，帮助其他受害者维权。

救赎与加害，正不断交织在色情聊天室内。

当生活“被拖入死角”

王曦口中的“变故”，发生在大三这年。

20岁的王曦就读于成都一所高校，爱读书，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喜欢参加社会活动，课余生活被各种兴趣爱好填得满满当当。

2020年11月，一条来自陌生网友的私信，彻底将王曦的生活打乱。“你的照片被人发布到推特的色情账号上了。”

根据网友提供的链接，王曦点击进去，看到几张自己的生活照。“有人想玩吗？可以提供更多她的私密视频。”

照片被配上带有性暗示的文字，让王曦不寒而栗。

这仅仅是噩梦的开端。

通过色情账号中的链接，王曦轻易地进入一个境外的网络聊天室，满屏暴露的画面冲击着她的心：聊天室中，肆意发布、传播着数以万计的女性裸照和淫秽视频，女孩们被冠上各种羞辱性的词汇。

在聊天室里，王曦发现的已经不是生活照，而是自己的裸照。这些裸照被多次传播点评，“几万人浏览了我的私密照片，我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王曦记得，自己当时浑身发抖，一边流泪，一边退出聊天窗口。

在事发后的几个月里，为了不再触碰伤心事，王曦想尽办法：要填满所有的时间，她以几倍的精力投入到学业中，但心理上的创伤难以愈合。逐渐地，王曦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障碍，不想走出宿舍，无法集中精力做事情。

有着类似遭遇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女孩。实际上，类似的伤害从未停止。

新京报记者联系到的多名受害者中，除两名上班族外，其他均为15岁-22岁的学生，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动态和各类生活照片，这使她们成为“狩猎目标”。

15岁的李橙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课余时经常将自己的舞蹈视频和生活照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据李橙称，2021年12月，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账号中不断出现大量的辱骂评论和私信。经过辗转了解，她发现自己多张身穿校服的照片和短视频，被搬运至境外社交软件的色情聊天室中，并被合成淫秽影像。

李橙对照片泄露的危害了解并不多，只知道这是件丢脸的事情。她说，自己因此偷偷哭过几次，但更害怕被更多人知道。

“我想我不会去报警，比起逮捕他们，我更怕别人误会我，怕他们不相信我是受害者。”李橙告诉新京报记者。

而焦虑和恐慌一遍遍将王曦拽入死角。“身边的人是不是都看过我的裸照？”“父母同学知道了怎么办？”“照片和视频会不会无止境地传播下去。”

这些问题，不分昼夜地充斥着王曦的大脑。她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段难以启齿的经历。王曦一遍又一遍地说服自己“要忘记”，但于事无补。

“我经常躺在床上，脑子里就会浮现很多人看过了我的裸照，然后骂我、指责我的样子，我想吐，感觉头晕目眩。”王曦试图忽视这段遭遇，但始终无法从恐惧中抽离。

身边的“好友”

加害者和受害女性之间，往往并非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危险可能来自身边。

由于照片的高度私密性，王曦很快将前男友杨某锁定为“嫌疑人”。之后，杨某也毫不避讳地向王曦承认，自己就是裸照的发布者。

王曦说，自己与杨某在高中毕业后确定恋爱关系，在长达两年的交往中，曾多次因为琐事发生争吵，“但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觉得他性格偏执。”

受害者梁飞的照片，就是被“好友”发布到聊天室里的。

2021年12月，梁飞正和朋友一起吃饭，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消息栏中显示，一个朋友告诉她，自己在聊天室中看到她的照片。

梁飞发现，被泄露的照片时间跨度极大，数量达三百多张，其中大量的照片来自于朋友圈，以及随手拍给亲朋好友的生活照。这意味着，只有跟她有日常联系的人才能看到。

“看了那些东西后，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难受。”梁飞意识到，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令梁飞崩溃的是，在整理信息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熟悉的账号浮出水面：梁飞有些紧张地向那位好友发送了一条信息，“我的那些照片是你发上去的？”对方没有回答。

“他学习很好，在一所985高校念书，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告诉了他，他还一直宽慰我。在发现他的账号和头像前，我还在发送祝他考研顺利的信息。”梁飞说，在多年的时间里，两个人曾是彼此鼓励、相互倾诉的伙伴。

一部分受害者的私密视频，是在网友的软磨硬泡下主动交出来的，她们是“情色圈套”中的被围猎者。

程英被卷进来时，刚刚从校园步入职场。

2021年5月，程英在一款交友软件中结识王某，对方的嘘寒问暖很快俘获了程英的心。“我对他慢慢地产生了好感和某种信赖感，经常和他分享工作中的不愉快和生活上的琐事，顺其自然地就把自己的信息都告诉他了。”

在程英的印象里，王某温柔体贴又有礼貌，从未有过冒犯性的语言。

进入“热恋”后，程英放松了戒备，视频通话逐渐代替文字聊天。据程英回忆，每晚下班回家后，她都准时接通视频。“我根本没想那么多，还以为这是恋爱中的常规操作。”

一个月后，王某第一次提出“裸聊”要求。“我一开始不同意，他就会立马失联。这让我心慌，我知道被他套牢了。”程英彻底陷入了“爱情”里，在网络中对陌生男性交出自己。

程英说，在交往过程中，王某曾多次拒绝她的见面请求。逐渐地，程英开始对这种“网恋模式”感到不安，开始抗拒和王某进行视频通话。但她没想到，更大的伤害随之到来。

王某提出让程英拍摄色情视频的新要求。“他说会给我钱。我没同意，他就开始威胁我，说我的视频截图都在他手机里，不同意的话就会发到网上，发到我公司的邮箱。”

起初，程英没有理会王某的威胁。2021年6月3日，王某对程英下了最后通牒，程英害怕了。此时，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掉入巨大的骗局和圈套中。

截至2021年10月，程英先后拍摄了十几条视频和若干照片。“他承认过把我的那些视频拿去卖，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工具。”程英说。

在痛苦和恐惧中挣扎半个月后，程英换掉了手机号，匆忙地收拾好行李后，回到了江西老家，决定彻底结束这种生活。

回到老家后，程英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因为工作原因，程英经常要去不同的城市。对于程英来说，那段“网恋”带来的恐惧无比深重，“我很怕他通过什么手段找到我、威胁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盯着每一个路过的人，每次入住酒店，我会打开手机手电筒仔细排查有没有摄像头，甚至很排斥身边的男性。”

1月11日，在给新京报记者的回信中，程英说，自己至今都未见过手机后的那个男人，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虽然事情好像过去了，但程英清楚，她不是第一个被“迫害”的女性，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一切也许还会继续，但我没有办法。”

“献祭你的女友”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色情聊天室的背后，是一款服务器设在海外的匿名加密通讯软件，人数最多时达28万人，群内成员所发布的文本信息和影像，均可以被无限时地撤回。

在此之前，一度轰动全球的“韩国N号房”事件，便是在这款社交软件中实施性犯罪的。

1月6日，新京报记者匿名进入上述聊天室，群公告显示：“献祭你的女友、亲戚、姐妹、朋友”。

在聊天室内，女性被称为“奴隶”，管理员和群成员们高频次地发布不同女性的私密照片和视频。此外，群成员们不间断地公开女孩们的姓名、就读学校名称及手机号码。

通常情况下，女孩们的照片被私自下载后，再经过PS技术，合成裸照动图发布在聊天室中，不少网络博主、明星的照片也出现在其中。

截至1月9日，仍有超过6万人活跃在聊天室中，群成员们“踊跃发言”，每日发布的涉淫秽内容有两万多条。

在上述聊天室内，还聚集了不少“娈童”人士，相互传授实施对幼女“迷奸”的技巧，买卖关于幼女裸体的“资源”。

此外，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员还可以再次创建单独的房间，有的免费入群，有的则需要付费后以邀请制进入。

在众多衍生聊天室中，由7000人组成的 “熟人信息共享群”，因尺度更大和更加猎奇最受追捧。群管理员声称，支付十元后就可以获邀入群。在聊天群内，大量用户自发成为“黑客”，攻占其他社交平台，人肉搜索他人信息。而一部分加害者还会主动暴露自己的行为，并以此获得“快感”。

类似的房间随时出现，又随时解散。1月10日，新京报记者发现，上述案件被媒体报道后，多个聊天室相继宣布解散，但新的色情聊天室又一茬茬地出现，人数最多的有近两万人。

被贩卖的“资源”

如果说色情聊天室是一个信息发布和买卖资源的场所，在其背后，还存在一个贩卖“资源”的供应链条。

一个聊天室的管理员刘某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众多聊天室内，存在着职业影像发布者，逐渐壮大成为一个群体。

刘某介绍，职业影像发布者，以大学生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为主要目标，在大学校园或交友软件中搜寻“猎物”。“他们的普遍套路是先骗取信任，获取女孩的个人信息，精确到家庭住址，紧接着就是威逼和利诱。”

这些发布者的所谓“打包资源”，大多来自偷拍，从商场试衣间到街拍，甚至是地铁和酒店。图像和视频以低价流通，再通过聊天室寻找买家，打包出售。“50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家庭监控的账号和密码，几百块可以去买监控，自己想拍的话，电商平台上花200块就能买到针孔摄像头。”在刘某看来，获取他人隐私毫无难度。

据新闻晨报1月8日报道，一名女性博主曾发视频控诉，自己遭到街拍者偷拍裙底，照片还被上传至色情网站供人付费查看。

有受害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在照片泄露后，自己的影像出现在多个国内网站的论坛中。

受害者们多次联系论坛工作人员，要求将自己的影像下架并删除，但对方却表示，根据素材价格支付打包费后，即可将一组影像买断，价格在800元至1200元不等。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上述论坛均为付费会员制，会员费每月50元-100元不等。在不同的视频板块中，情色视频每小时更新一次，其中视频最高浏览人数高达680万。进入论坛的会员，可通过发布色情影像获得金币，再将金币兑换成会费。

取证之难

受害者们发现，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私密性限制，维权成为一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

一番犹豫后，王曦最终决定报警。

但接到传唤的杨某，早已将聊天室中的痕迹删除得一干二净。因无法调取聊天室中的相关记录，关键证据缺失，警方无法认定杨某的违法行为，王曦的第一次报警无果而终。

1月10日，新京报记者致电接警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案件涉及个人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具体情况。

裸照风波后，王曦始终关注着聊天室中的动态。

2021年5月，王曦再次发现，自己的多张裸照出现在聊天室里。“他们肆无忌惮地评价我的样貌，谈论值多少钱，甚至还说要找到我的同学，把照片发给他们。”看着越来越多的照片被广泛传播，王曦对杨某发出警告，要求停止散播其裸照的行为。

但杨某并未就此停手。2021年8月，杨某再次将王曦的生活照片合成裸照和不雅视频发布。王曦忍无可忍，随即再次向学校所在辖区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后对杨某进行传唤。

王曦向警方提供了影像截图，以及与前男友的短信记录等。但因为数量不足以判定为犯罪情形，无法以刑事案件立案。最终，因通过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杨某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5日的处罚，并收缴作案工具。

相关办案民警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虽然杨某承认发布王曦照片的行为，但影像和音频的数量，仍会是公安机关处理此类案件时的重要依据。仅靠少量几张截图和文字对话，难以认定犯罪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涉案社交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在调查取证上面临实际性困难，例如用户匿名、信息端加密、聊天信息定时摧毁等功能，也变相地增大了侦破难度，甚至成为“不法之地”的培养皿。

也并非没有维权成功的先例。当梁飞拿着聊天记录和收集的证据报警后，办案民警告诉梁飞，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最新修订的《民法典》，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这起案件涉及肖像权被侵犯，梁飞有权利要求对方停止发布照片、消除负面影响以及给予相应的精神损失赔偿。

经警方调解，梁飞的案子最终以消除影响和精神损失赔偿画上了句号。2022年1月9日，上述派出所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这一警情，但未透露案件具体情况。

刚满21岁的梁飞，此前从未关注过类似话题，她站出来，把自己的遭遇写成文章，除了讨个说法，还想警示女孩们：提防来自身边的危险。

“在聊天室中随手划到的上千条影像，对应的可能是一段段友情、爱情、甚至亲情，哪怕是再亲密的人，也不能卸下所有防备，这是保护自己的基本防线。”梁飞写道。

维权成功，却意味着更大的风浪袭来。文章发表后，梁飞的个人信息很快被公开在聊天室里。很多陌生人利用社交平台对其进行“轰炸”，发送威胁、辱骂或骚扰的邮件和私信，甚至定位她的位置。“我其实很害怕，我做的是铤而走险的事，我的身份、生活完全暴露了。”

此后，梁飞注销了所有社交平台账户，也没有再分享过任何生活照片。

加害与救赎

女孩们决定站出来，给正在经历中的受害者以勇气和力量。

令王曦不能接受的是，在拘留释放后，杨某照旧返回学校上学，生活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更加高频地活跃在色情聊天室中，分享着女性的照片。“如果这个人还在反复做这个事，真的无法释怀。”

为了摆脱这种长久的焦虑和恐惧，将“加害者”绳之以法，王曦咨询了多位律师。律师表示，此类案件在报警后以刑事案件立案的机会并不大，以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女性受害者也少之又少。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的叶小珊是一名热心于维护女性权益的律师，她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在此类案件中，如涉嫌侵害个人名誉权、隐私权、诽谤等，也可以由被害人自己或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自诉案件。但在自诉案件中，其难度首先在于个人收集证据，其次在于被告人要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

今年1月，多个聊天室被曝光后，女孩们自发组成志愿者队伍，目前群里已经超过320人，梁飞和朋友也加入了进去。她们活跃在聊天室内，收集群成员们发布的影像和消息，然后联系网警处理。

王曦也成为了志愿者中的一员，“卧底”在聊天室内寻找证据。“每次进入聊天窗口我都要屏住呼吸。”王曦说，她不认识群里那些女孩的脸，但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些照片，和异性们对此加以讨论的样子。

救赎与加害不断地交织在聊天室内。“我的手机要是被警方拿到了，估计够判刑了。”“这种软件又不会留下痕迹，逮到你又能怎么样？”在女孩们努力自救的同时，在聊天室内，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王曦说，经过“裸照风波”后，自己变得少言寡语，空闲的时候也很少出门，习惯一个人打发时间。2021年8月，经医院诊断，她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

接受采访时，王曦一个人躲在宿舍的厕所里，“我还在尝试坚强，比起现实世界中，来自网络的伤害更加隐蔽而且无处不在，根本无处躲藏。”

王曦试图用几声咳嗽掩盖住哭腔，紧接着，又发出几声清脆的笑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曦、梁飞、程英、李橙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