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疫情下的上海120急救人员

“金沙江路与怒江路的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赶紧上车！”接到手机里发来的任务单，肖悦宁第一时间告诉同事顾仁杰和张威。记者低头看了下时间，此刻是20时20分。疫情之下的上海，救护车疾驰在空旷的街道上，没有了平时急促的警报声，只有蓝色的灯光在不停地闪烁……

本轮疫情中，作为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急救工作人员，肖悦宁与同事们争分夺秒，奔波于事故发生地、病人家中和医院急诊室，守护着急救生命线的畅通。他们见惯了生死，却始终满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既苦又累，却一直在咬牙坚持——“把病人尽快送到医院，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是他们身为急救人员最朴素的想法。

“见惯生死，我未曾麻木”

20时25分，仅用了5分钟，救护车就赶到事故现场。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地上，头部右侧和脸颊上满是血迹，一辆电动自行车横躺在路边，交警和几名路人守在一旁。有着丰富急救经验的顾仁杰凑到他跟前说：“伤口蛮大的，侬吃了多少酒啊？”“一瓶黄酒。”男子答道。肖悦宁赶紧取出急救包，对伤口进行消毒包扎。

伤者被抬上救护车后，肖悦宁测量了他的生命体征，然后对着驾驶室喊道：“基本正常，有点轻微脑震荡，走吧！”20时49分，救护车驶入离事发地最近的普陀区中心医院。10分钟后，伤者进入急诊科接受治疗。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任务单又来了。“我是急救医生，正在路上，病人什么情况？”肖悦宁在电话里问。不一会儿，她放下手机，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病人癌症晚期，呼吸没有了，可能只是去开个死亡证明。”

来到病人家中，肖悦宁用心电监护仪做了生命监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都是一条毫无生命迹象的直线。她摇了摇头，下楼上了救护车，将死亡证明材料一项项填好。没多久，死者家属也来到救护车上。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那一刻，这位家属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悲伤，眼泪夺眶而出。肖悦宁没有说什么，小心地递上一张纸巾。

“疫情期间，很多小区出入不便。之前都是由医院负责开死亡证明，现在为了方便居民，急救中心把这项任务暂时担起来。”作为一名95后急救医生，自4月1日起，肖悦宁就和同事们住进酒店封闭管理。“昨天白班12个小时，今天上午加班4个小时，今晚12个小时夜班，明晚还有4个小时加班。”她向记者介绍这几天的排班情况。

“前些天爸爸过生日，我都忙忘了。等发现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前段时间，肖悦宁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但迟迟没有寄出。肖悦宁在信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你们常问我，工作这几年有没有因为见惯生死而变得情感麻木。这次疫情之后，我可以回答你们‘没有！’见惯生死，我未曾麻木——相反，我会勤勉拼搏，矢志不渝！”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顶上”

晚上10点，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喂！您好！是您叫的救护车吗？”肖悦宁看着任务单，拨通了对方电话。电话那头，是普陀区古浪苑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让肖悦宁不得不提高嗓门：“我是随车医生，已经在路上了，请问患者什么情况？”

“患者是高龄老人，87岁，在家突发抽搐、呕吐。”肖悦宁放下电话后告知大家。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运行压力陡增。民众日常急救、阳性感染者转运、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急救保障等需求叠加，导致急救业务量大幅增加。“整个救护中心，从上到下一直在超负荷运转——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顶上。”说完，肖悦宁将目光投向车窗外，若有所思。

10分钟后，救护车到达古浪苑小区。这是一个大型居民区，车子七拐八拐，最终停在患者所住的单元楼下。大家带好急救设备，一路小跑上到三楼。进入室内，只见病人正躺在客厅的简易床上，双眼微闭，呼吸有些急促，老伴儿则在一旁忙前忙后。

“血压和心跳正常，体温39.5℃，发烧了。”看着体温计，肖悦宁眉头一皱。顾仁杰赶紧为老人进行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还好，阴性”。张威随即与社区居委会沟通，在确认不需要转运单后，三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抬下楼，安放在救护车内。在此期间，老人再次呕吐，清理干净后，肖悦宁给老人输上了生理盐水。

不一会儿，救护车在普陀区中心医院发热门诊前停了下来。三人用担架把老人抬到诊室，又同医护人员办理了交接手续。

此时，已近深夜12点。

“多节省一点时间，就能多挽救一个生命”

“穿上防护服很热，中间还不敢吃饭、喝水，要尽量保证4小时后再换防护服，而且换起来步骤严格，也需要时间。若是碰上病人住的楼层高，一趟下来就精疲力竭了。”顾仁杰告诉记者，目前救护车的需求量已经大幅下降，但还是要超过平时的两倍，“多节省一点时间，就能多挽救一个生命。”

平时，人们有紧急需求时才会拨打120，可是疫情期间，患者如何出小区到医院都成问题——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只能叫救护车。特殊时期，顾仁杰他们也会遇到特殊状况：“起初，有的医院要消毒无法接诊，有的医院没有空床位，我们只好带着病人挨个医院跑。有的病人拨打120，将自己的病情描述得很严重，结果我们跑过去一看，只是手指被划破了……其实，这些会影响救护车资源的周转率，从而影响到真正需要用车的病人。”说到这里，顾仁杰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顾仁杰和张威都是1983年生人。早在3月12日，面对不断增长的急救需求，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就启动了紧急预案，成立了党员先锋车组，全员参加备班。“其实那时，大家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很多天，可是考虑到市民的就医需求，我们还是把工作扛了下来。”顾仁杰介绍，4月初，上海全市120急救电话的来电量持续超高位运行，单日来电量连续数日超过9万个，达到平时的12倍。根本排不过来的任务单，让每个人的神经都时刻紧绷着，不敢放松。

此刻，肖悦宁来到休息室外，摘下口罩一屁股瘫坐在台阶上。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嗓子快冒烟啦！”拧开一罐红牛后，她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太累啦……可有些事情总要有人来做，你不做，就要别人受累。”她一字一句说得很认真。

深夜12点半。给救护车消毒完毕，肖悦宁和顾仁杰、张威换了一套防护服。“一位97岁的老人呼吸困难！”接到一单新任务后，他们又出发了……

(本报上海5月24日电 本报前方报道组记者靳昊、颜维琦、张蕾、章正) 【编辑: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