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中新社北京4月19日电 题：中国人向来缺乏契约精神？这是一种认知误区

——专访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

中新社记者 庞无忌

在过去几千年的经商历史中，中华商人逐渐形成并且传承延续一种共同的精神文化基因，后世将之总结为“中华商道”。

对于“过去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甚至说正是因此导致曾经十分强大的中国在近代落后了”的说法，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这完全是一种认知误区。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华商道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龙登高：其实中华商道的核心内容与西方商业文明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华商道最本质的内容就是契约精神与诚信。认为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完全是一种认识误区。

契约精神可以说在中国源远流长。历史上，中国的地权交易、市场交易，都要签订契约。最近这些年，人们发现的关于原始契约、合同等方面的记载和史料越来越多，更可以看到，契约精神确是中国传统市场的核心内容。

河南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馆藏近6万件契约文书。中新社发 黄政伟 摄

所谓契约精神有三重涵义：一是自由自愿的交易，二是互惠互利的交易，三是遵守契约受到激励，而违背契约受到惩罚。履信守约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历史上出名的晋商徽商，他们所谈到的都是“做好人，行好事，要守信”，并且教育自己的后代诚信传家。

我访问过许多海外华商以及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们都很强调要守信用，诚信是第二生命。契约精神和诚信的背后一方面当然有道德伦理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有制度和机制支撑。其中，既有对履信守约的激励，也有对违反契约的约束。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华商道有什么不同于西方商业文明的特点？

龙登高：首先是包容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在包容性方面具有很强的历史基因。比如宗教，人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各种信仰之间相安无事，因信仰不同发生冲突比西方要少。再比如海外华商，有的是佛教徒，有的到西方之后信仰基督教，但无论他们去到哪里，都可以同当地和谐相处，一起做生意。

在探索市场时，中华商道又显得相对稳妥、保守，主张稳扎稳打。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觉得不好的东西，不强加给别人。而西方商业文明则更加积极进取一些，信奉“己所欲、施于人”，好东西要让其他人来分享，所以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影响更深的西方商业文明事实上有着更强的向外扩张的动力。中华商道则不然。

当然，在本质上，东西方对契约精神的强调是一致的。只不过传统中国社会流行的是一种朴素的契约精神，现代的契约、法律设计得越来越详细、严密。

中华商道里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主要表现在人际信用上。在一个相对小的人际网络中，大多数都是熟人，如果不守信用，或者做了什么坏事，大家知道了，都会避开跟失信者做生意，失信者也很难找到合作伙伴。而真正建立在法律意义上的惩罚机制，则是到现代市场经济才逐步完善。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中国商人重视履信守约，在古代是否有这样的例子？现在我们有时也能听到“父债子偿”“兄债弟偿”的故事，是源于这个理念吗？

龙登高：的确中国有不少“父债子偿”“兄债弟偿”的故事和传说。比如明清时期，有华商去东南亚做生意，父亲承诺了但没有做到的事由儿子实现了。但需要看到，这是一种传统现象，而且并非先进现象。现代商业中建立的是有限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很少再有“父债子偿”等情况发生。

中国古代信用制度最典型的是宋代的交子。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的基础就是信用。交子最初由民间创造出来，由成都的16个大商人主导。其他人把钱存到这16个商人处，拿着交子便可以在其他地方兑换使用。所以，元代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因为那时欧洲使用的是金银贵金属。到清代，又有了票号，晋商的票号总部在山西，但它的分支机构、票号网络遍布大江南北，甚至延伸到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

考古人员2018年在世界文化遗产重庆大足石刻首次发现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交子”造像。中新社发 邓启兵 摄

纸币这一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之所以能最早在中国诞生，就是因为中国传统市场的契约精神源远流长。古代商人重视履信守约，才能催生出信用制度。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时代应该如何传承和发扬中华商道？

龙登高：中华商道的传承和发展是对契约精神的弘扬，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20世纪前半叶，国内长期的社会动荡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样的契约传统，此后计划经济则几乎不需民间契约。但现在乃至未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也意味着中华商道复兴必需契约精神的强化。

这一过程需要各种制度的配套。总趋势是要让契约精神和信用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日益完善。

以信用制度为例，美国的个人信用制度相对完善，这是因为美国人素质特别高吗？恰恰相反。是因为19世纪美国市场上欺诈行为太多。后来有牧师专门收集有欺诈行为的商人或者企业的相关资料卖给外来商人，后者可以此去避开这些不守信用的人，慢慢地演变成个人信用制度。久而久之，人们遵守这些规则，成为自觉的行动。

现在中国市场经济也在完善的过程中，其中就包括个人信用制度、企业破产法等配套制度在逐渐完善。

中新社记者：当前，贫富差距加大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华商道，或者说中国特色的商业精神在推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有何优势？

龙登高：贫富差距扩大在特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产品和服务走向海外市场，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与商人收益大增；而局限于狭小地方市场的企业可能停滞不前。另一方面，运用互联网和新技术的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迅速发展；而不能与时俱进及时转型的企业可能举步维艰。这必然出现收益差距拉大，甚至一些缺乏生命力的企业被逐渐淘汰。当然，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比如推进第三次分配。中华商道传统在这一过程中是有优势的。

过去，中国有很多民间组织的慈善公益项目设施。比如：很多地方都修建了风雨廊桥，或者在崇山峻岭中修建茶亭。这些廊桥或者茶亭都是民间出资建造的，免费给旅人提供一个遮风避雨处，有的还提供免费热茶。比如：湖南桃江县就有100多座这样的茶亭。

浙江永康近300年历史的清代廊桥——西津桥， 全长166米的永康西津桥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古廊桥。中新社发 胡肖飞 摄

过去在中国，由民间组织承担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市场秩序等是一大特点，民间组织在扶贫济弱，推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也有优秀传统。随着中国走向现代的市场经济，我们形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还需进一步激活民间组织的作用。

其实，政府管多了，市场会失去活力，管少了又会出现乱象。这时候民间力量就可以部分承担一定的组织作用，它不像政令那样具有强制性。当然，民间机构也需要公开透明，要接受政府管理，接受新闻媒体和大众监督。(完)

受访者简介：

龙登高，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十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兼中国经社理事会理事，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访问教授或客座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管理世界》《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百余篇。合作主编有“社会经济史译丛”“量化历史研究”“清华经济史丛书”“国际华商研究书系”“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等丛书与刊物。

【编辑:苏亦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