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最得意的弟子走了，那些“天书”再也没人读得懂了

就如同她老师季羡林的名字一样

2018年，段晴访问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图/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倪伟

该怎么介绍她呢？一位国际权威的历史语言学家，一位西域天书的破译者，一位季羡林最寄予厚望的弟子，一位在大冬天也要穿裙子的爱美的女士，一位爱泡健身房的北京老太太，同时，也是一位病人。

在全球西域史学界，介绍她则非常简单，只需要说出她的名字：段晴。就像她的老师季羡林一样。

3月26日凌晨，与癌症对抗了7个月之后，68岁的北京大学西域历史语言学家段晴在北京逝世。装满奇异字符的大脑，停止了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是段晴的同行，也是相识40多年的老友。段晴走后，他感叹，丝绸之路古语言的解读，中国恐怕多少年内也不会再有第二人。

“没时间绕圈子”

历史学领域同行们回忆起段晴，总是说：我很佩服她，但她的文章我是读不懂的。

很多人好奇，段晴到底懂多少种语言。她的回答是：不要问我懂多少种语言，要问我懂多少种语系。她的学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替她数了数：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这么说吧，从欧洲到亚洲这条路上，除了特别犄角旮旯的，有几个语系她就涉猎过几个。”

去年，她又攻破了一门“死语言”。中国社科院的胡适档案里发现了两张照片，内容是两份古老的文书。文书是1929年在新疆图木舒克佛教遗址发掘出来的，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书写，当时，照片曾流转于许多著名人物手间，也曾在欧洲、美国寻找解读人，都没有成功。90多年以后，段晴破解了这两份档案。她发现，这份文件来自史书记载的“据史德王国”，而据史德语是一门已经死去一千年的语言。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玉麒说，段晴写的据史德语文书释读文章，对于丝绸之路研究、对于国际历史语言学界来说，是一次小小的地震。文章首先发表在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史》上，有外国学者看到英文摘要，立刻发邮件联系，只为阅读段晴的文章。

而这对于段晴，似乎只是一件小事。

在朋友眼里，与她的学术地位和专业难度相比，她的性格显得过于接地气了。一起外出考察的朋友回来翻照片，总能看到她跟各种路人的合影。在新疆，她用刚学来的几句维语拉着一个老大爷聊天，把老大爷都聊烦了。

段晴走后，学生张幸发现，比起老师为自己做的事，学生们几乎没有帮她做过什么。只有当他们在国外留学时，段晴需要找些资料，会急冲冲地写邮件给他们：帮我查一下，我现在正在写，尽快完成，越快越好！

直率是继承自她的导师季羡林。她曾经说，“季先生以及恩默瑞克教授等都是非常直爽的人，他们知道时间的宝贵，所以有什么说什么，没时间绕圈子。”

直率归直率，她并不粗枝大叶，只要跟别人在一起，总会照顾到别人的感受。有一年她带学生去和田考古遗址考察，在沙漠上露营了一夜，被子太薄，所有人冻得够呛，之后很多年里，她经常自责地提起那件事。

在小区里，她也是那个热心肠的人。一位摆菜摊的摊主曾得到过段晴的帮助，送些菜来答谢她。她对摊主说，我比你活得好，就别老想着我了。相识40多年的师兄王邦维回想起来，“说这话，真是典型的段晴的口气。”

季门弟子

住院期间，学生张幸给段晴买了碗豆汁。她平常不爱喝豆汁，那次却很高兴，端过来喝了很多，然后说了一句：以前季先生喜欢喝豆汁，我也给季先生送过豆汁。张幸听了，鼻子一酸。段晴很少流露出感伤，最动容的时刻，几乎都是怀念老师的时候。

季羡林夫人去世后，师兄王邦维和段晴去看望老师。段晴忽然说，季先生，您得再找个老伴。季羡林说，算了吧。想了想，又加上一句：他生未卜此生休，这辈子不想这事了！“段晴敢跟季先生说这话，我不敢。”

拜入季门是一场缘分，1978年她考北大德语系研究生，面试时季羡林在场。当时季羡林正想找一个学德语的学生，就挑中了她。1980年，中断数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重新连接，季羡林时隔30多年重返德国访问，带上了段晴。他亲自为她争取到奖学金，送她到汉堡大学学古代于阗语。季羡林是有意布局的，陆续送了好几位学生出国，接受“德国式”训练。

1980年，段晴（右一）陪季羡林（右二）访问德国，季羡林时隔30多年重回留学故地。图/受访者提供

她在汉堡大学的导师是恩默瑞克，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教的语言包括奥赛地语、于阗语、阿维斯塔文献、摩尼教波斯语、基督教粟特语等。上课没有任何热身，直接从读原材料开始，第一堂课就是读一篇于阗语的故事，段晴只读了一句话。恩默瑞克非常骄傲，发现有人思维跟不上，就不屑一顾。直到段晴解决了一个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他才真正承认段晴是他的学生。

段晴后来的教学方式，也是德国式的。她会在开头几节课故意拉快进度，“抖一抖、晃一晃”，不合适的人自己就走了，免得彼此为难。一个班二三十人，到期末往往只剩下四五个。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南跟段晴初学梵语时，还不知道梵文字母长什么样，第一次上课她就连讲了四课。段晴告诉他们：“一路向前，不要回头，不必纠结，学到最后都会明白的。”——她学语言的奥秘尽在于此。但段晴有一点跟德国老师不同，只要学生表现得好，她会以最夸张的语言赞美。

段晴曾不无自豪地说，季羡林生前对西域古代语言的布局，现在除了吐火罗语，其他语言基本上都可以开设专业了。她还开拓了更多中亚古代语言的教学，包括佉卢文/犍陀罗语、于阗语，以及其他古代伊朗语，拓展了季羡林时代的版图。

季羡林曾将一批学生送出国学西域历史语言，但最终把这条路走到底，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只有段晴。段晴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2008年6月，为了请老师写信，促成国家图书馆收藏一批新疆出土文书。那天，季羡林看着她说，段晴，有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年后，季羡林逝世。

熔岩喷发

相传，季羡林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访问中国时，季羡林把《罗摩衍那》中译本送给了老师。这是“文革”期间季羡林最重要的成果，在那个无学可做的年代，他千方百计找机会，翻译了梵文的《罗摩衍那》。但是那天老师十分生气，把《罗摩衍那》扔到地上说：我教给你的就是这些吗？

瓦尔德施密特可能不知道，“文革”中，他的高徒只能当门房、转接电话、收发信件，翻译《罗摩衍那》是唯一能与学术保持连接的事。直到70多岁以后，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送到季羡林面前，他才重拾看家本领，转写、翻译和注释了这部 “天书”。季羡林曾经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他一生的喟叹，也是段晴前半生的总结。

1980年代后期，段晴刚回国时，没有新材料可供研究，西域历史语言学科处于低潮期。学者待遇也很差，为了补贴家用，她曾为一家德国旅行社做地陪，给德国游客当导游，还开过自己的公司。这段苦闷的时光长达十余年。直到2000年之后，新疆考古出土的文书陆续投入研究，段晴才迎来学术爆发期。“如积累多年的熔岩，一下子喷发出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形容。

季羡林带回的星星之火，在段晴的年代开始燎原。

研究丝绸之路和西域，需要读懂西域的语言。在学科分类上，西域语言分为印度学和伊朗学两支。在中国，段晴跟着季羡林学习梵语，属于印度学；在德国，她学习的于阗语，则属于伊朗学。两支语言学脉络在段晴一个人身上汇集，成为她打通中亚语言的基本功。荣新江评价说，丝绸之路发现的梵文、佉卢文、于阗文、据史德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她都能解读，她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独一无二的古语言支撑者。

“如果要给段老师作学术定位，首先，她印度学、伊朗学通吃；其次，她两条线做的都是最核心也是最难的地方，那就是解读。”荣新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学问没有功利的意义，但国力强大以后，各国都会养这么一个人。能读懂这些，说明这个国家的人最聪明，咱们国家就养了一个段晴。”

段晴让同行望尘莫及的，不仅是钻研语言的天赋，还有一股一往无前的气质。

北大的巴利语教学曾经中断过，2000年以后，段晴觉得应该恢复，但巴利语不是她的专长，她只是自学了一段时间，就开起了巴利语课。巴利语是一种印度世俗语言，与梵语接近。重开巴利语专业之后，段晴再一次大胆跃进，与泰国合作将南传佛教的《巴利三藏》从巴利文翻译成汉文。她带着北大梵巴语专业的学生，二话没说，就踏上了这场当代译经的苦旅。

季羡林有着开山之功，但因为学术环境的隔绝，那代学者只能跟在外国同行后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说，如今以段晴为旗手，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第一梯队。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开会时，翻着中国学者编的论文集，非常失落地说：你们把事情都做完了。

段晴说过，唯有对新疆古代语言文字有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人，才能认识到新疆古代语言文化发展沿革的真面貌，把对新疆古代文明的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来建设。这句话里藏着巨大的学术理想。荣新江感觉到，她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在构筑一个古代西域文明研究的独立学科。

她做着“死语言”的研究，关注的却是活生生的人。她对新疆的热情，不仅投注在古老的文书和神秘的语言，也包括新疆的人。有一年为了开一个新疆民间文化高级研修班，她特意为南疆的和田师专与喀什大学各留10个名额，专程坐着大巴车，带队去两所学校宣传。

通灵人

破译天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这些看似缠绕的线头，又如小孩涂鸦的字符，就像古人写下的密码。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无人可以交流。

德语专业的同事谷裕无法感受段晴的工作，她好奇地问：你破解那些天书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神助之力？段晴眼睛一亮，太对了！

2008年，新疆挖玉人在古代于阗地区挖到了五块毛毯，色泽鲜艳，填满了奇异的图画，图画间还绣着三个神秘字符。段晴看到照片，认为是于阗特有的丝织品“氍毹”。她经过长时间思考，认出方毯图案是几大希腊天神，而最后的那尊神灵，是苏美尔女神伊楠娜。她继而破解出三个字符，是希腊词与梵语词融合而成的于阗语词，意为“冥洲”——女神伊楠娜的宣言。

突然想通的那一刻，她感觉如有神助，“很惊喜，又很害怕”，害怕解读错了。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1500年前的新疆丝织品上，出现了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神话。很多国际专家直言反对，老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也不信她。两河文明中断了，刻在泥板上的《吉尔伽美什》被埋藏在地下，如何证明传到了东方呢？她挑战着人类迁徙史的经典结论。 

段晴读懂了方毯上的故事，并且深受感动，跌入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她疯狂地到处作讲座，逢人便讲几块方毯上的神话。她自信地说，因为苏美尔文明出现在氍毹之上，总有一天，人类文明历史会因为这氍毹的存在而重新写过。

在这场孤独的想象与求证中，段晴自己证明了自己。这场想象中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最初只有她独自品尝。最终，经过不断修正，所有证据缀连起来，指向她的设想。最近，哈佛大学教授施杰我提出了一个支持段晴的论据：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巨人书》里，出现过《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著名人物的名字。这是《吉尔伽美什》流传到新疆的另一个证据。远方的支持令人欣慰，这是生命的最后让她高兴的一件事。

如果没有多种文明、多种语言在同一个脑子里，氍毹是很难破解的。她曾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说，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做了更多突破，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些不同语言间的规律。面对外行，话只能说到这儿了。别人无法切身体会到，面对这些奇异字符，抽丝剥茧、冥思苦想，甚至异想天开后觅得规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去年年末，她在病床上为新书《神话与仪式》写序言，这本书详细讲述了她对氍毹的解读经历。文章最后，她只字未提自己的状况，却意味深长地写下了生命中最后八个字：生命有限，探索无穷。

造一座巴别塔

段晴昏迷之际，几位学术界老朋友去医院看她。看到她躺在病床上，西北汉子李肖抑制不住地伤感，“我突然有种感觉，她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盗天火的人，泄露了天机，所以要承受很重的代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麒也说，段晴想要用语言造一座巴别塔，但上天不许。

去世三天前，她突然从昏迷中醒来。学生们赶紧去看望，她睁不开眼睛，他们跟她逗乐，说给您唱个歌吧，她摇头；剥了个橘子给她闻，她皱起鼻子；他们开玩笑，我们是不是又烦你了，她点点头。“仿佛能感觉到她还像以前那样，故意嫌弃我们，说你们赶紧走吧。”学生张幸说。临走前，他们说，老师您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吧。她用尽全身力气，终于睁开了眼睛，看了学生们很久。

段晴始终没怎么开口谈论过死亡。只有一次，说起最近几年在开会或出访等场合喜欢穿漂亮裙子，她开玩笑说，那是因为知道自己大限快到了，所以打扮得漂亮点。她大冬天的也喜欢穿长裙，会在网上淘衣服。在朋友眼里，段晴不琐碎，但也有普通老太太的一面，工作多的时候，她会懊恼：我要去照顾我的小孙女了，不要给我这么多活儿啦！结果，还是一篇接着一篇发表文章。

她也不愿意谈遗憾。这些年陪伴她最多的学生、北大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范晶晶觉得，“遗憾”不是段晴的思考方式，她总是在想，还能做什么事。年轻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十八九岁就要坐冷板凳学“冷门绝学”，她担心他们坐不住，就找机会带他们外出考察，开阔眼界，也培养兴趣。“你不知道这有多麻烦，出了安全问题怎么办？”范晶晶说，但段晴一定要去，亲自选酒店。

段晴独自品尝着告别的滋味。去年10月，学生们推着轮椅带她回北大，快出西门了，她突然坚持要从东门走。学生又推着她横穿校园，从未名湖边经过。那是她最后一次逛校园。其实，她内心里默默地在做着最后的告别。

“江湖突然就寂寞了”

段晴逝世半个月后，老朋友们聚在北大的一个四合院里，为她举办小型的追思会。气氛并不哀伤，说的多是开心的回忆。窗外西府海棠开了，那个爱跟花合影的人却不见了。

荣新江回忆起1985年去德国，正在汉堡大学读书的师姐段晴接待他。他在欧洲各大图书馆跑了一个多月，头发乱蓬蓬的，段晴用剪刀给他理了个发，才带他去见自己的导师恩默瑞克。有一年去苏州开会，公交车的电子播报器一直用软糯的苏州话播报：“注意安全，从后门下车。”段晴一路走一路念叨：注意安全、从后门下车……尤其对吴语“下车”的发音特别痴迷。很久以后，碰到江苏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泳超，她还笑嘻嘻地用苏州腔打招呼：“从后门下车！”朋友们觉得，她对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热爱。“段老师从后门下车了。注意安全。”在一篇缅怀文章的结尾，陈泳超写道。

在人群里，段晴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去新疆出差，见到广场上有人载歌载舞，她立马跳起舞来，还让同行的教授拿着帽子收钱。她爱喝酒，白酒一喝就是半斤。“有段老师在，你永远不用担心冷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说。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沈卫荣低沉地说，段晴走后，丝绸之路、西域研究这个小世界山河失色，江湖突然就寂寞了。

不仅是生活里，学术世界可能也变得寂寞了。在学术界，她的率真令同行感到恐惧，会议上听到不认同的观点，她立刻针锋相对：我反对！她还敲打过一些学术机构：过于跟随现实风向说话，这不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本色。同行们感慨又自惭——这种纯粹和风骨，在学术界已是如此珍稀。

去年，新疆拜城的一次会议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介绍了自己的一项研究，对于阗人的来源提出一个猜想。第二天，一行二三十位学者到野外实地考察，有人指着天山山口说：刘屹说于阗人就是从这来的。段晴脱口而出：他瞎说！弄得这位院长十分尴尬，但过后，他后悔没跟她继续请教。

刘屹记得更多的是段晴的慷慨。他编了近十年学术刊物《敦煌吐鲁番研究》，经常向她约稿，她总是爽快地回复：“等着吧！”有时刚过了一个星期，她的文章就躺在邮箱里了，读来总是令人惊喜。这本刊物并不是核心期刊，但段晴赐稿从不吝啬。追思会上，刘屹回忆起这位严苛又善良的前辈，突然泣不成声。

“我觉得段老师很有意思，她当着人的面也说‘坏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说。段晴是个异数，但这原本应该是学者本真的样子。“有这个特点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大容易成长到学术台面上来了，大概很早就给过滤掉了。但过去的时代还有很多缝隙，也要感谢那个时代宽容的一面。”罗新说，“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时在想，大概今后很难再出这样的人了。”

段晴住院期间，段映虹一直没鼓起勇气去看她，有一天很想念她，就给她打了个电话。段晴声音不如以前响亮了，但声音里依然带着笑，给人信心。“她应该也不希望让大家看到她生病的样子，我想在脑海里保留她最美好的样子。”

最美好的段晴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年冬天，草木萧瑟，段映虹骑着车从北大静园路过，远远看见段晴一个人站在路边。“哎，我在看鸟儿呢！”段晴笑着跟她说，入神又纯真。这个画面让段映虹永远难忘，“想起来，就让人觉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