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春之奋斗创造青年之获得

衡量民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状况，获得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指标。近年来，“获得感”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不仅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而且也得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版组织几位学习、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青年学者、学生，从对获得感概念的理解切入，结合相关社会现象、理论探讨、调查数据以及青年群体特征，围绕获得感的时代内涵、获得感的影响因素与变化趋势、提升青年群体获得感的可能途径与形式等展开对话，以期对深化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与谈人

吕小康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谭旭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森林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主持人

付春野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博士研究生

1.“获得感”是用中国概念诠释中国体验的典范

主持人：作为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生，“获得感”一词给我的感觉有点复杂。从直觉上，这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本土化概念，很接地气，但是在心理学理论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理论中，却很难找到直接对应的概念，似乎难以准确把握它的学术内涵。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及其所想表达的心理体验？

吕小康：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只限于“获得感”，而是代表着中国人如何用中国话语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体验，以及这种话语如何走向世界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目前，不管是心理学、社会学还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使用西方术语解读中国现象的情况：一方面，有人倾向用读起来并不通顺却可唬人的术语，如“惯习”“心流”“自我损耗”等来解读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并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自身接受起来难度低、“心理距离”小的原创性概念，却得不到发自内心的学术认同，认为它太口语化、大众化。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回到“获得感”概念本身。这一概念自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提出以来，已成为当下中国人的常用语；转年即入选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的“十大新词”；同时，国内学术界对获得感的相关研究也呈现井喷态势。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经过短短几年，以“获得感”为主题的学术文章就有近4000篇，足见其普及性和接受度。应当说，一个概念同时在学术讨论与日常交流中得到如此高频使用和高度认可，是很难得的。对这种概念，我们更应加强对它的学理阐发。

就其内涵实质而言，理解获得感的关键在于把握它是客观获得与主观体验的有机统一。所谓获得感，必定是先有“获得”后有“感”，即先强调社会发展客观成果，再谈社会成员对这种成果的积极共享体验。没有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就没有谈社会成员获得感的基础。这正是“获得感”与“主观幸福感”等西方心理学概念的一个本质不同。“主观幸福感”强调个体对自身所处境遇的主观感受，指向个体层面的自我建构，而非社会层面的集体建构。而社会层面的集体建构正是“获得感”一词受到党和政府重视的根源：其目的不仅在于简单描述个体生活体验，还要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社会心态指标，从而更为全面、更为人性地衡量中国社会发展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获得感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体现了政治性与学理性、个体性与社会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主持人：听您这么一讲，我对获得感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也更好地理解了为何有国内学者将获得感界定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当前，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群体的获得体验如何呢？获得感的强弱又有哪些影响因素？学界有没有针对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谭旭运：如你所言，获得感已成为评价社会治理成效和民众社会生活质量的一把标尺，我们要用好这把标尺，关注青年群体，理解青年人的现实状况、迫切需求与发展预期，这既是把握青年群体获得感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健发展的基础工作。我们团队在2018年年初调查了3133位18至35岁的青年人，从“项目重要性、当前获得感知和未来获得预期”三个方面，对青年群体的获得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发现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对回应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我们发现，在青年获得感所测量的项目中，“安全的生活环境”“社会安定有序”和“法制”带给青年群体的当前获得感最强，而且在未来获得预期及重要性上评分高。青年群体测量的项目中，重要性评分高但当前获得感知与未来获得预期都较低的内容，主要是“满意的收入”“公平”与“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提示了提升青年群体获得感的着力点，在社会发展和治理过程中应引起足够重视。

另外，我们团队还通过对民众获得感心理表征的解构，提出了包括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的五维度获得感结构，并编制了测量问卷。从团队开展的两轮全国性大样本入户抽样调查“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结果来看，在获得内容和获得途径上，21至30岁和31至40岁的青年群体得分显著高于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民众；在获得体验上，21至30岁和31至40岁的青年群体得分显著低于中老年群体；在获得分享、获得环境和获得感总分上，青年群体处在全年龄段的中间水平。总体来看，青年人的获得感水平较高，但是在不同维度上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

同时，我们还对中国人获得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获得感的五个维度对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预测作用。由此可见，获得感是有多维结构的有机整体，它从多方面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及其实现程度，体现了物质需求满足和成就需求满足的统一、客观需求满足和主观心理体验的统一、需求满足结果与需求实现过程的统一、外部获得感环境和内在获得路径的统一以及追求需求满足和共享获得结果的统一。虽然获得感结构中任何一个维度上的满足都能带来相似的积极情感体验，进而带来生活满意感和幸福感的提升，但其中某种维度出现缺失或未得满足时，就会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多维度获得感的概念结构及其内在关系的阐释，能够更为全面有效地反映社会改革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心理体验的复杂关系。

刘森林：我很认同两位老师的理论阐释和实证发现。确实，获得感这一概念既是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也是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积极应答。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为这一本土概念提供更为全面深入的学理阐发，建构更加客观有效的测量手段，从而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贡献学科智慧。

2.获得感的持续源自国家赋能与个体奋斗相互支撑

主持人：获得感的构成是多维度的，意味着提升获得感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同时，积极的获得体验总要基于横向比较，即与其他群体或个人比较；或是纵向比较，即与过去比较。而这些都会呈现“水涨船高”的趋势，即随着社会发展水平进步，原来可以提升获得感的方式经过一段时期之后面临失效的可能。如何才能保障获得感的可持续呢？

吕小康：获得感总要基于比较而产生，个体如何恰如其分地进行社会比较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个体自身的心理认知出现问题，即使客观获得再多，也不能产生相应的获得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另一种社会治理主题，即社会心态治理。费孝通先生晚年曾力倡心态秩序的概念，其目标是人人皆能“遂其生、乐其业”，实现人生价值。如何通过有效的心态培育措施提升获得体验？这当然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赋能，也需要个体的持续努力。总体上看，获得感的提升，对个体努力和国家治理两方面同时提出了要求。一方面，个人应不断提高自身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从而增加社会发展的可积累成果；另一方面，国家应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系统性赋能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为其奋斗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共同富裕、教育减负、生育友好等国家战略和政策，都是有效的赋能方式，既可以直接降低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人的各类负担，也有助于从长远上增添社会活力、培养更加朝气蓬勃的社会生态，进而从体制机制上保障获得感的可持续性。

刘森林：国家赋能与个体奋斗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也体现在社会心理指标上。我们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国家认同感与其获得感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集体认同，主要指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结构、精神价值等的主观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自豪感、忧患意识等主观感受。获得感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国家认同感，具体表现为：个体经济收入提升、工作稳定性增强、文化程度提高，自主需求就会增强，对国家政策、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就会越发关注、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国家也会寄予更高希望，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反过来，个体的国家认同感也影响着他们的获得感。尤其是个体对所属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政策以及发展道路的认同感，会显著影响个体对社会发展的期望与主观体验。这印证了个体成就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提升获得感必然需要个体发展与国家进步两方面的协调一致。

谭旭运：获得感的多维性还与美好生活需要构成的多元性相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也是不断产生和满足各种需要的过程，保障获得感的可持续性或者说获得感与时代发展的相适应性，必须正确认识青年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进而产生更高层次的社会心理需求。我们团队基于研究成果系统分析了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结构，提出了新时代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三个核心维度：一是国家社会维度，包括世界和平、社会和谐、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等；二是家庭关系维度，包括温馨家庭、幸福生活、亲密爱人等；三是个人物质维度，包括富足的物质生活、满意的收入等。

我们进行的大样本调查结果发现，“获得环境”和“获得共享”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更大一些；“获得途径”和“获得共享”对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更大一些；“获得环境”和“获得体验”对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更大一些。这充分说明获得感的持续既需要“国家—家庭—个体”三位一体的努力，同时又各有侧重，即不同层面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可以提升获得感的不同维度，进而提升整体的获得体验。由此可以看到，虽然获得感的体验和测量总是要具体到个人身上，但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都是获得感提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

3.丰富提升青年群体获得感的途径和形式

主持人：青年人作为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变化最为敏感的群体，对“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一问题通常有着与中老年人群不完全相同的理解。对青年人来说，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方式能够进一步提升获得感呢？

吕小康：获得感是客观获得与主观体验的有机统一，更为精准地提升青年群体的获得感，需要在这两个方面针对青年群体特征做出更多努力。比如，政府在推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中，可更加重视对青年群体现实需求的调研与回应，出台更多切实关爱青年健康、丰富青年生活、维护青年权益、降低青年焦虑的真招实招，从空间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方面为青年安家、就业、休闲等提供更多实惠和保障，从而激发青年人的事业心和创造力，减负与增能双管齐下，并在一减一增中扩大客观获得、提升获得体验。而青年人自身，也需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获得感创造与体验提升的历史进程中，以积极态度与乐观精神看待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调节负面心态、培育积极心态，在解决社会难题、攻克改革顽疾中彰显自我价值、丰富获得体验。

谭旭运：我觉得至少可从三方面着手提升青年群体的获得感。一是尽可能保障青年群体的求学就业等基本需求。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实施“青年友好”政策，切实满足不同青年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青年群体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政府和社会组织可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如对容纳大量青年人就业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减税减租、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为青年人就业提供良好政策支撑与缓冲空间。二是充分关注青年群体心理体验和社会预期，提升其心理富足感。作为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与承担社会责任的中坚力量与新鲜血液，青年正处在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时期，应加强价值观教育，引导青年群体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战略紧密融合，提升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三是努力提升青年群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工作和生命意义感。“996”“内卷”“躺平”“打工人”等流行语之所以成为热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青年人存在的焦虑、迷茫心态。对此，应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扩大青年群体社会参与渠道，努力开发青年人自身潜能，如有序引导青年“进物业、进业委会、进小区”以激发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积极引导青年参与包括环境保护、应急救援、医疗卫生、文化艺术、普法宣传等领域的公益慈善活动从而提升其公共服务意识等，促进青年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获得感。

主持人：青少年是网络社会的原住民。我曾在一项有关网络心理学的研究中看到，网络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网民的注意力时长和工作记忆宽度，使得个体变成易于冲动、追求行为目标的快速实现，从而对长期目标丧失耐心。2020年，中国的未成年网民已达1.83亿，且首次触网时间不断低龄化。当他们成长为青年人，网络化趋势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影响的反应持续累积，会如何影响未来青年人的获得体验？

吕小康：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问题。其实很难说网络对个体的影响使人类行为变得冲动化。一些网络心理学研究者也指出，我们之所以出现前述反应，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尚未习得在网络环境中进行时间判断和行为控制的能力。人类现有的心理机制，主要是基于远古时代自然化的生存环境而习得，还未完全适应如何在网络空间这种脱离物理空间的虚拟空间中结成社会关系、评估时间长短、抒发心理体验和判断利益得失，因此会出现一系列的暂时性失序状态。但考虑到网络化、智能化和人机互联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未来的人类都只能生存在这种社会背景中，其最终走向如何仍需观察，它对将来中国青年人获得感的影响也同样需要通过未来的实践才能加以最终判断。

刘森林：不能因为一些负面网络事件或产品的出现而否认网络化生存的基本趋势和正面价值。在当今时代，社会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网络穿透，线上线下社会的融合共生已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这决定了人们的获得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网络空间的创新行为。例如，互联网与医疗的结合，便利了患者预约看病和及时购药；互联网与政务的结合，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互联网与农业的结合，使消费者更便捷地获得新鲜优质的农产品，还帮助农民扩大生鲜农产品销路。这些都是互联网带给中国社会的红利。而尝到这种红利“头啖汤”的，往往就是熟稔网络操作的青年人。当下和未来的青年人必然生存在网络社会中，因此也必然通过对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合理使用实现全新形式的获得感。

主持人：从网络社会发展和网络空间建设的角度，有哪些具体的获得感提升路径呢？

刘森林：概括起来讲，就是要“因网制宜”“在网创新”，即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赋能与技术创新提升青年人的获得感。这包括：降低互联网使用成本，为青年失业待业者、灵活就业者使用互联网创造有利条件；加快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智能制造，创造更多就业平台、机会和可能，带动更多年轻人创新创业；鼓励数量庞大的青年灵活就业者借助互联网技术积极就业创业，同时进一步推进落实“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通过制定合理的培训方案和补贴标准，提高青年灵活就业者职业技能培训质量；开展开放的青年数字能力培育，为他们提供硬件上的网络基础设施服务，将数字能力嵌入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中，让数字技术赋权于青年更好地参与数字社会。

谭旭运：除了上述赋能行为外，必要的治理行动也不可或缺。在网络环境治理方面，应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强化政府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整治力度，合理制约所谓“流量明星”的流量渴求，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工作，多方发力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引导青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免受不良内容的侵蚀和干扰。同时还要优化宣传方式，加强优质内容生产，增强主流媒体对青年群体吸引力，使他们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现象、提高政策认同、提升获得体验。

吕小康：确实如此。信息时代，我们应当以积极的心态加以应对，更充分地发挥网络的便利性、智能性等优势来对冲它的劣势，同时强化网络空间治理措施，矫正不良网络行为，为未成年人的成长营造更为清朗的网络空间，因势利导地创造更有利于提升全社会获得感的网络环境。在这方面，作为互联网内容的主要创作者、使用者和推广者，青年人必将大有作为。青年人以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人翁姿态参与其中，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生力军和先锋队，使中国人获得感更可持续。

主持人：通过与几位老师的对话，我更清晰地理解了获得感这一中国特色概念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路径。确如老师所言，青年人对美好生活有着自己的向往和追求——这既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创造。我们终将在创造“新获得”的基础上，感受到更多形态、更高程度的获得感。谢谢大家！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

这次与谈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舶来概念与本土概念的学术价值问题。“获得感”是一个根植中国文化、适合社会心理学界研究的概念。我同意与谈的观点，即“获得感”与西方社会心理学“主观幸福感”确实存在很大差异。“主观幸福感”与许多心理学概念一样是基于个体心理感受的，如此一来，积极心理学就可以通过影响个体来提高个体的幸福感。但“获得感”就不属于这样的概念，我不赞成用积极心理学的方法提高个体的获得感。这是因为，获得感虽然以个体的感受为基础，但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集体心态，它是社会发展的指标，是以社会成员因社会发展得到客观增益为基础的。因此，获得感的提高必须通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而实现的。几位年轻学者对获得感的讨论很有意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也来关注本土概念的讨论，使得学术与社会现实更贴近——以学术促进社会发展，本应该是学者的分内职责。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汪新建：

“获得感”一词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对于全面准确地衡量国家治理效能和社会发展质量具有非常积极的学理意义和治理意义。几位青年师生的谈话，让我更乐观地认识到用中国话语诠释中国体验的可行性。他们对青年群体获得感的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都让我感受到来自“后浪”的才情与担当，也愈发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的“关心和支持青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句话蕴藏的深沉嘱托。为他们提供更多平台、创造更多机会，建设更为包容的环境氛围，从而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的应有之义，这也是从心态秩序出发建构良性社会秩序的一种主动修为。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青年人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贡献聪明才智，用他们的创造精神提升全社会的获得感。这既是青年群体的使命，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5日 11版) 【编辑:罗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