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当小柏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里一位老先生说小柏长大以后会离家很远，每次出去都会有一面旗帜飘扬，身边还会有很多人跟随。
小柏说老先生的预测是对的，他现在是广东某家旅行社的导游。游客们哈哈一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反倒没这么重要了。
2月26日，在回河源老家的路上，小柏说自己走过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甚至还去过北极，可每次回到家乡，心里多少都会有些激动，他说不上来这种激动是亲情使然、抑或是河源的变化所催生的，但作为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小柏总是对家乡的变化有一种异样的感受。
发展得好，他会思考是不是终有一天，会回到河源；倘若缓慢，又为家乡感到担忧。
在广东省，河源地处粤港澳大湾区东北角。因为生态环境优美，人们把它视为湾区后花园。但花园里的人，被湾区霓虹所吸引，河源人口从2012年的301万人，下降到了2020年的286.3万人。
对于小柏这样的游子而言，近乡情更怯 图源：环游老爷车的世界/摄
优美的环境曾是河源的一把双面刃，一面是为了保证优良的自然环境不被工业所侵蚀，所以当地没有太多的工业企业，这让河源在2000年，就成为广东省唯一一个被环保部列为空气质量达标的大城市；可因为没有大型企业导致的就业岗位较少，河源人又不得不前往外地务工。
不过改变正在发生，刻板印象里好环境约等于好落后的判断，正在被另一种悄然出现的共识打破。
离开的
或许是见多识广，小柏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从事导游工作的他，总能在故事里埋下很多有趣的包袱。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小柏的旅行社一直让他留下的原因，那一阵子，全国的旅游业被冲击，他们旅行社的签约导游，从数百人优化到了70人左右。
他有理由因为自己的优秀而自豪，可当撕去那些工作以外的光鲜，小柏和中国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样，对于自己的家乡和实际生活的城市，有着一种分裂感。
河源是根，广州是家，一种飘零的感觉一直萦绕在小柏心里。他说，自己80年代生在河源的新丰江边，从他记事开始，就在江里游泳，后来又偷偷跑去水库里游。
他说的水库指的是万绿湖，它最初被称为新丰江水库。1958年7月15日新丰江开始动工修建水库，初期的目的是蓄水发电，还可以兼顾农田灌溉和渔业养殖。1977年1月，水库4台机组全部投产，新丰江大坝成了广东省最大的常规水库发电站。
那段时期，中国建了很多水库，浙江的千岛湖，最初的名字叫新安江水库，动工时间比万绿湖早了三年。两座水库后来都入选了首批“中国好水”水源地，千岛湖是长三角的战略水源地，万绿湖则是珠三角的重要水源。
万绿湖的水质号称“舀起来就可以直接喝”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黎广/摄
水库有了，但如何依靠水库创收的问题摆在面前。上世纪60到90年代，水库们都开始着手养鱼，可因为当年投入饲料并不科学，担心破坏水质。后来河源市政府则明确规定，水源地为禁止养殖区域。
这让当地渔民受到极大打击。但这也非常容易理解，万绿湖地跨河源市和韶关市，属东江水系，是深圳、惠州、河源、东莞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库区的水质直接关系到下游4000万人的生产生活，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可这也成了小柏离开的原因之一，为了保护水源，当地不鼓励发展给环境带来压力的工业，商业又都集中在了珠三角，离开是从学校毕业后的唯一选择。
不过近20年来，河源也开始利用自己的生态优势进行招商引资，2003年12月，河源举行投资环境推介会，签下了79个、总额约200亿元的投资项目。
两个月后，农夫山泉也决定投资10亿，落户河源，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饮用水生产基地。
这些细节似乎成了河源发展的一个注脚，曾经没有工业产业的绿水青山，也能变成金山银山。
后来时代周报记者又问小柏，有没有想过回到家乡。他想，并且还买了房子，但在孩子走向社会以前，他回不来。
留下的
潘翠荣是个逆行者，2005至2008是她大学毕业的头三年，她在深圳一家商贸公司做会计，顺风顺水。
天知道她为什么把2008年当成人生要做重大决策的一年，那一年，她说周边的朋友们都发展的很快，学得也很刻苦，她忽然觉得人生为什么要过得这么辛苦。
于是她决定她离开深圳，回到家乡河源，那时候她的男朋友在河源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稳定，她想自己也找一个这样稳定的工作那人生便毫无后顾之忧了。
到了2010年，她开始在河源物色稳定的工作。对于在深圳发展过几年的人来说，她知道稳定至少得是大企业，或者是事业单位。
最终她竞聘到了农夫山泉河源公司的物流科。
这是农夫山泉在中国的第四个生产基地，它落户河源，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环境保护不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反倒成了一个机会。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是单一的破坏式开发，也可以站在以环境为主题的赛道上。经济增长和环境负担，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农夫山泉河源分公司，似乎站在这种对立的中点 图源：Cycble/摄
几年后，生产太阳能发电薄膜的汉能也在河源落户。为了推广绿色生活，小柏说河源市政府给每一户自建房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这种福利是潘翠荣在深圳无法想象的。不过已经在农夫山泉工作了几年的她已经不大计较这些红利了。回到老家三年以后，她就买了均价6000元的商品房，上班的车程只需要20分钟。
在农夫山泉，潘翠荣从物流科，一路做到了现在的成本会计，收入肉眼可见的增长。但最让她兴奋的是，她当初离开深圳的决定毫无失误，“我不用再在那个商业环境中卷下去了，虽然从商业到制造业有很大的转变，但我万万没想到生产食品饮料的企业，环境竟然如此之好，同时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下，性格也会恬淡很多。”
数十年的城镇化发展，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在向周边蔓延，潘翠荣小时候只有水库摸鱼的条件，但她的孩子在河源已经能获得参加各种兴趣班的机会。
大加速
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大抵都是往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只有当城市和乡镇发展趋同的时候，劳动力才可能具有多样的选择性。
比如从深圳回到家乡的潘翠荣，比如来自湖北的老范。老范是湖北经济学院的大学生，在武汉和重庆工作过四五年以后，决定前往珠三角，但谁也没想到目的地竟然是河源。
在聊起在武汉三年的快递生涯时，他十足地骄傲，“半夜我们拿着一大袋钱去入账，那种感觉太好了。”
“可那钱不是你的啊。”时代周报记者问道。
“那有什么关系，至少我看过大钱，而且公司赚钱，我的收入也会涨。”最终老范受不了每个月至少有半个月的通宵夜班，离开了快递行业，投奔了在重庆工作的大哥，做起了钢铁废料采购。
半年以后，他说自己骨子里应该是个农民，喜欢山喜欢水，尤其喜欢钓鱼，虽然知道河源不是珠三角重镇，但为了那碧波青山，他还是选择了进农夫山泉。
在过去，这种逆向选择是难以想象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人口变迁主要是经济结构为导向的区域发展变迁，很难想象如今年轻人已经开始以生态环境为导向进行变迁。
中国人口的变迁过程首先是区域人口的变迁过程，区域性的自然资源与此相关的社会经济结构共同制约着区内的人口变迁，并借此制约着中国的人口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变迁变身也就是生态环境的变迁。
后来时代周报记者问老范，在这里赚到钱，会回湖北老家盖房子吗？
“盖房子没有前途，我2017年到的河源，2020年我就在这里买房了。”这也是自然资源极优城市发展的常用策略，将目标放在更少人的基础上，以更好的生活质量为目标，缩小规模以精细化发展为导向。
假如将环境质量看做一种正常的商品，那么富有的个人将会愿意以高价购买更多，这在无形中会给低收入阶层带来消费压力。但如今在河源，环境的改善已经开始兼顾效率与公平，以满足不同阶层对环境质量的要求。
环境质量在市场上的价值被低估了吗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黎广/摄
这就像农夫山泉在万绿湖的取水逻辑，既不是被浮云和清风掠过的表层水，也不是湖底靠近淤泥与水草的湖底水，而是在水面以下，40至60米的深层湖水，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矿质元素。
折中取水，既是关爱，也是哲学。
新的改变在不断出现，全球知名的建筑设计师安腾忠雄，继“风之教堂”、“光之教堂”、“水之教堂”三部经典作品之后，将第四部曲“诗之礼堂”设置在了河源市。
在那个小镇，除了诗之礼堂外，还邀请了国内外一众顶级设计师参与设计，有张唐景观作品——龙骨乐园、WATG作品——棕榈树酒店、郑东贤作品——高街，甚至社交厨房、深夜食堂等配套建筑也开始逐步完善。
从坚守青山绿水，到吸引顶级产业和设计师，国际化的潜质开始在河源萌芽。
离开的、留下的，实际上都不曾远离河源，毕竟万绿湖的水，正在滋养着珠三角的4000万人，而从农夫山泉生产线上流入市场的万绿湖水，也已经奔流全国。
（应被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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