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宣布结束“中国行动计划”

此类调查会促使调查人员不公平地针对亚裔教授，让人误以为每个隐瞒跟中国关系的人都是间谍。这不仅抑制科学研究热情，还助长反亚裔情绪的高涨

文 | 《财经》记者 王晓枫  

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结束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同时强调中国仍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司法部官员表示将持续通过各类手段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行动计划”针对在美国大学工作的教授，旨在调查他们向美国提出政府资金申请或是与来自涉军方院校中国学者会面时，是否向美国政府披露其与中国之间的财务联系。

该行动实施以来，虽然给一些学者定罪但也引发争议，民权团体、商业团体和大学向拜登政府反映，将此类案件纳入严重危及国家安全的打击计划会促使调查人员不公平地针对亚裔教授，并将财务披露案件与更严重的犯罪行为混为一谈，例如间谍活动和商业机密盗窃，让人误以为每个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人都是间谍。这不仅抑制科学研究的热情，还助长反亚裔情绪的高涨。

1月20日，美国司法部在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MIT）陈刚教授的指控，陈刚案是“中国行动计划”下备受瞩目的焦点之一。联邦检察官瑞秋·罗林斯（Rachael Rollins）说，“我们的指控决定深深影响人们的生活……我将始终敦促检察官在诉讼每个阶段都进行这种严格和持续的审查。今天的撤诉是这一过程的结果，符合司法正义的利益。”

正如奥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部门官员戴维·劳夫曼（David Laufman）所言，在美国人民心中，每一起失败案件，尤其是涉及少数群体的案件，都在给司法部丢脸。

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 （Matthew Olsen）因此回应各方关切，对该行动展开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评估。

奥尔森在23日宣布这一决定时阐释了取消“中国行动计划”的原因，尽管美国将继续关注“中国带来的不断变化的严重威胁”，但“中国行动计划”并不是正确的方式。

鉴于此，奥尔森强调，司法部仍将继续全力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会将指控美国科学家谎报与中国关系的案件设置更高门槛，聚焦在那些检察官认为与美国国家或经济安全利益有明显关联的明显犯罪行为。

司法部还将启动新的战略把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打击重点扩大到多个敌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这些国家企图破坏我们的核心民主、经济和科学机构。” 奥尔森说，“他们不断采取更多策略来推进他们的利益，并伤害美国。捍卫美国机构和价值观免遭这些威胁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也是司法部的首要任务之一。”

美国大型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对司法部结束“中国行动计划”表达一定程度的赞许，但也希望看到更多行动。在他们看来“移除（项目）的名字还不够。如果要保证这个歧视性的项目彻底结束，拜登当局必须对司法部长期以来以国家安全为名的种族定性政策进行根本性改革。”

“中国行动计划”的主要支持者、前波士顿地区检察官安德鲁·莱林（Andrew Lellin）也认为这个刹车踩的对。他曾主管对陈刚案起诉，并成功起诉了哈佛大学化学教授利伯，后者隐瞒了自己同中国的关系和来自中国的资金。

莱林说，他对“中国行动计划”的想法已经改变了，因为研究人员已经不那么令人担心了，现在的处境与四年前不同，已经起到震慑作用。

助长亚裔歧视

莱林所说的这种震慑作用就是“中国行动计划”期待达到的效果，这种制造的恐怖氛围遭到美国学界强烈反对。MIT教授菲利普·夏普（Philip Sharp）曾明确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行动计划’不公正，必须停止。”他是声援陈刚的MIT教职同行之一。MIT方面一直强调，陈刚与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是在MIT支持下进行，这类合作对推动科学发展至关重要。

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也对《财经》记者指出，陈刚与中方合作MIT都知悉，这是代表学校行为，未披露行为很少，要想定罪不容易。就像田纳西大学胡安明教授案件也撤诉了，连法官都表示这样的案子怎么能诉诸法庭。还有案件是联邦调查局（FBI）探员栽赃。

虽然司法层面效应一般，但“中国行动计划”却对华裔乃至整个亚裔群体造成伤害，美国人权团体大都认为，“中国行动计划”助长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和带有种族色彩的攻击行为。FBI2021年8月公布数据显示，全美对少数族裔仇视犯罪率在过去一年大幅上升，其中对亚裔族群犯罪案例从2019年的171件升至2020年的274件，增长70%。

另一方面，很多分析也认为推动“中国行动计划”的不是司法议程而是政治议程。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约翰·德默斯（John Demers）曾在采访中透露，司法部希望美国94个司法管辖区每年都提出一到两起涉华诉讼。

这种政治因素驱动的司法议程不可避免要造成冤假错案，FBI探员库吉姆·萨迪库（Kujtim Sadiku）就承认诬告田纳西大学华裔教授胡安明是中国间谍，导致后者被列入联邦禁飞名单，并和其子被监控长达两年，此案最终以无罪判决结案。

在法庭上盘问萨迪库时，胡安明辩护律师菲利普·洛莫纳科（Philip LoMonaco）询问他：“你想在诺克斯维尔找到一个中国间谍？”萨迪库承认这种想法：“我的工作就是抓间谍。”但他既不知道胡安明最后一次何时身处中国，也不记得是谁告诉他胡安明可能是中国间谍，其调查都是基于对网上二手信息的搜集和翻译软件协助。

陈刚案也很草率，据几名要求匿名谈论在审案件的前官员透露，该案在最后阶段很仓促，是在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后和拜登总统宣誓就职前的时间差里进行的。在陈刚被捕之前，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只有大约48小时时间审查起诉书。

美国政府对胡安明提起的诉讼促使 90 多名国会议员呼吁司法部彻查反复错误地针对亚裔群体的间谍罪指控，并审查“中国行动计划”是否对FBI或司法部检察官有不正当施压而导致其参与歧视和种族定性的行为。MIT科技评论分析就指出，在“中国行动计划”下被起诉的148人中有130人——也就是88%——是中国人。

一项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对83个研究机构的近2000名科学家进行调查发现，51%华裔科学家，包括美国公民和非公民，对被美国政府监视感到相当恐惧和焦虑。相比之下，非中国科学家的这一比例仅为12%。一些受访者指出，这种气氛影响他们学术研究方式和内容。例如只使用公开数据，而不是自己收集原始数据；不再接待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专注于更安全话题，而不是前沿研究。

雷声大雨点小

“中国行动计划”是2018年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任司法部长时出台的专门针对美国高校与中国机构学术交流进行审查的政策，由司法部和FBI高级官员以及五名美国联邦检察官组成。

该计划官方声明强调要遏制中国不正当获取美国尖端技术的现象，调查对象为司法部所说的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学生、老师和其他研究人员。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特朗普和拜登两位总统执政期间反复强调该计划对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免受中国威胁的重要性。他曾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上指透露，联邦调查局正在开展对中国频率高达每 12 小时一次的反情报调查。

金凯乐文章给出这样的统计，自2018年11月以来，司法部公开66起“中国行动计划”名下发起案件，2018年底和2019年有30起案件，2020年有29起案件，从2021年前10个月至今查出7起案件。全美各地有33个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参与公诉，案件量最多的检察官办公室有哥伦比亚特区法院（6起）、纽约南区法院（5起）、纽约东区法院（5起）和马萨诸塞地区法院（5起）。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过去三年公开的 66 起案件中，只有 23 起案件涉及代表中国政府的间谍或特工的指控，其余包括与中国政府无直接关联的商业机密的窃取、签证欺诈、金融犯罪，或未披露与中国国有机构（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联系等指控的案件。”

该项目启动三年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中国行动计划”涉案被告被定罪。在148名被起诉对象中，只有40人认罪或被判有罪，而认罪指控往往比最初提起的要轻。64%案件仍在审理中，在仍面临指控的95人中有71人没被积极起诉，因为被告在未知地点或不能被引渡。许多与学术诚信有关案例已不了了之，尽管有八起案件仍在审理中，但七起针对学者的案件已被驳回，一起被判无罪，六起被判有罪或定罪。这与联邦刑事案件通常定罪率形成鲜明对比，在司法部针对白领提起的诉讼中，约92%被告最终被定罪。

赵穗生指出，“虽然提出指控，司法部并没有达到定罪间谍这样的目的，被起诉对象几乎无人因为经济间谍进行技术输出被定罪，即便是哈佛大学利伯教授这样的高关注案件也是以其他罪名定罪（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和未申报中国银行账户），即没有披露与中方学术合作关系或者是没有报税，这与司法部抓间谍初衷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