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媒体人：尼克松访华“改变我的人生”

美联社2月22日文章，原题：一个美国人的人生因尼克松的中国之行而改变 

每天下午，午休之后，我们会在芳草地小学的音乐教室里集合。老师会发一张歌单，是油印在浆纸上的。我们站得笔直，唱中国歌曲，曲调激昂，歌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

那是1979年的秋天，我11岁。3个月前，我还坐在匹兹堡的体育场，看着匹兹堡海盗队的棒球比赛。

突然间，我已身处当时美国国内所说的“红色中国”的腹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几个月里，我家是最早搬到中国的美国家庭之一，而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意义。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7年后的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我11岁时能前往中国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当中国向美国开放时，急需英语教学人才。但是，除了母语是英语的人之外，很少有人具有语言教学资格。因此，中国教育部招募了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一批语言教师，他们是匹兹堡大学的语言学家。

1972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

就这样，1979年7月中旬，我们成为最早一批搬到中国的美国家庭。我的父母作为“外国专家”，被安排到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工作一年。

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中国人——从芳草地小学的老师到我父母的同事，再到我学汉语后认识的工人——都对美国感兴趣，但对美国人知之甚少。他们喜欢听我谈论棒球、麦当劳（12年后才来到中国），以及让这个自行车王国的每个人都感到惊讶的事情：大多数美国人都拥有自己的汽车。

1980年2月，我们乘坐火车旅行，一路向西，从北京到四川，最后登船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上，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小镇，遇到以前从未见过西方人——更不用说讲北京方言的西方人——的当地人。他们围聚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微笑着，愿意和我们接触。

如今在我的脑海里，那些画面被一个新的中国的画面所覆盖，那是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一个错综复杂的全球存在，延伸到人类生存的大多数角落。这么多年过去，我想要告诉大家，在那个我当初并未意识到的关键历史时刻，在中国的生活塑造了我这个美国人。

上周日，在小时候迁居北京43年后，在首次担任驻华记者20年后，我报道了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闭环”中穿梭，而我喜欢的地方却遥不可及。我在离当年的学校一个街区的地方吃了晚饭，但不能带同事们去看一看。我闻到了北京冬天的空气，但没有了煤的气味。我失望，但也能接受。那个中国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复杂的国家，但同样令人激动，甚至更令人激动。（作者泰德·安东尼为美联社数字化创新部主任、前亚太新闻部主任，陈俊安译）